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月19日介绍，2020年，要继续推动城镇落户，关键是使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人群在城镇能够更加便捷落户，同时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覆盖范围，切实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保证全面完成1亿人落户目标。

对于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而言，户籍壁垒一直是困扰其市民化质量的重要门槛。从某种程度而言，成为城镇户籍人口是广大农民工最大或者是最迫切的期盼。每年全国和地方两会的会前调查中，不少农民工迫切希望尽快打破生活藩篱，避免年复一年重复“城市融不进、乡村回不去”的尴尬。

多少年来，因为没有城镇户籍，一些已经在城镇定居多年、有了房子、不打算回乡生活的农民工，面临着一系列与户籍挂钩的政策限制。比如，其孩子不能像一出生就具有城镇户籍的孩子一样享受所在城市的教育资源，有的只能到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有的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获取优质的稀缺教育资源；农民工自身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也无法像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

事实上，农民工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考核新市民“含金量”成色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不达标，农民工市民化只会沦为“水中月、雾中花”。

应该指出，为了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别是打破户口壁垒，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从社保缴费年限设定到积分累积，从高端人员遴选到放开中小城市入户数量限制，办法不可谓不多，但多受制于户籍准入数量的指标，而不能解决农民工的切肤之痛。虽然有一些农民工受益于各地差异化的户籍政策，提前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但大多数农民工依然“望洋兴叹”。虽然一些地方不断出台农民工入籍宽松措施，但“玻璃门”现象依然雷打不动。

由此而论，国家发改委提出1亿人落户目标，表明农民工市民化从预期目标到实际目标有了具体的量化标准，这对一些已经在城镇生活多年的新市民而言，“蛋糕”已经从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变成了伸手可及的现实，而对于一些期盼跨过户籍门槛的其他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有了切切实实的动能，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景象！

农民工市民化的比例，不仅关系到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和比例，而且关系到我国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以至于消费强国的转型升级；不仅关系到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成效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关系到我国人口红利的二次释放。一旦我国新市民的数量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由此产生的消费增长以及给我国工业化提供的基础支撑，将是巨大和长远的利好。

放开城镇户口的落户条件，有了预期目标只是第一步，将预期目标和政策利好真正落实到位才是更重要和影响更为深远的一步。各地政府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提升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为容纳新市民提供基础支撑；另一方面也尽快清理过往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相背离的地方性政策和做法，为欢迎新市民的进入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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